一、吴承恩没有创作《西游记》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山阳人。约生于明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卒于万历十年(1582)，享年83岁。45岁中岁贡，61岁任长兴县丞，67岁辞官归田，寿终。
最早记载吴承恩的是张雄飞《古本西厢记序》：“又余所雅游者，谢湖袁君、丹崖杨君、射陂朱君、射阳吴君……一时交往皆好古知音之士。”这里的朱君是朱曰藩，吴君即吴承恩，“好古知音”是他们的共同特点，谓其崇尚古风而精通音律。
其次，是为吴承恩词选和存稿作序的陈文烛。他的《花草新编序》云：“此亡友吴汝忠词选也。……忆守淮安，汝忠罢长兴丞，家居在委巷中，与不佞莫逆，时造其庐而访焉。曾出订是编而幸传于世，汝忠托之不朽矣。汝忠讳承恩，号射阳居士，海内操染翰家无不知淮有汝忠者。……汝忠工制义，博极群书……长兴徐子与者，嘉隆间才子也。一见汝忠，即为投合，把臂论心，意在千古。过淮访之，谓汝忠高士，当悬榻待之。而吾三人谈竹素之业，娓娓不厌，夜分乃罢。汝忠舐笔和墨，间作山水人物，观者以为通神佳手。弱冠以后，绝不落笔。家四壁立，所藏名画法书颇多。……其诗又出入六朝三唐，而词尤妙绝，江湖宝之。”
可见，陈文烛守淮安时，吴承恩已辞官归田，二人成为莫逆之交，常有来往，无所不谈。当时从长兴来的，与吴承恩关系极为密切的“前七子”中的诗人徐子与，加上陈、吴二人，畅谈到深夜，内容是“竹素”书籍。吴善长于画山水人物，家中藏书多是名家字画碑帖等；又能诗作文，最妙的是词，为天下传诵，但唯一流传世间的是他的《花草新编》词选，而他也可以借此而千古流芳了。
其中，陈文烛又作了一篇《吴射阳先生存稿叙》，记与吴承恩、徐子与二人，“呼酒韩侯祠内，酒酣论文论诗不倦也，汝忠谓文自六经后，惟汉魏为近古；诗自三百篇后，惟良人为近古。……徐先生与余深韪其言，今观汝忠之作……《明堂》一赋，铿然金石；至于书、记、碑、叙之文，虽不拟古何人，班孟坚、柳子厚之遗也；诗词虽不拟古何人，李太白、辛幼安之遗也。”可见，吴氏对于诗、文、词、赋，都有所研究与专长。其中的书、记、碑、叙，属于文章之类。据明徐师曾所撰《文体明辩·诗文》，则书为“以议论笔之”，是议论文；记为“纪事之文”，是记传文；碑为铭刻之文，又称铭，主于叙事；叙为“叙事理次第有序”，又称序。
吴承恩死后七年，即万历十七年己丑(1589)，他的同家晚生吴国荣作了一篇《射阳先生存稿跋》，云：“射阳先生髫龄，即以文鸣于淮，投刺造庐乞言问字者恒相属。……归田来，益以诗文自娱。十余年，以寿终。奈绝世无继，手泽随亡。呜呼伤哉！昔人谓生前富贵，死后文章。先生所值，一何奇也！文福难兼齐，而造物忌多取，信矣。”他与“张子以衷，蔡子世卿，皆辱先生忘年交者，相与校焉”。可知，跋作者与吴承恩为忘年交，肯定是知音熟人，对他十分了解。承恩是“以文鸣”，其名声只在“言”和“字”，老年也只是“以诗文自娱”。死后，文章均散失，没有什么影响，好在有他的表孙丘汝洪，整理搜集了他的手稿，由吴国荣等三人校勘付梓。
在吴承恩死后四十年来的天启年间，宋祖舜等人编修《淮安府志》。其中《近代文苑》云：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数奇，竟以明经授县贰。未久，耻折腰，遂拂袖而归，放浪诗酒，卒。有文集存于家，丘少司徒汇而刻之。
这里说他聪明、多读、能诗文、喜谐剧，写过几种杂记，有名声。所谓“杂记”，是记述杂事的一种文体。《史通·杂述》云：“史氏流别，其流十焉，八曰杂记。祖台之《志怪》、干宝《搜神记》、刘义庆《幽明录》、刘敬叔《异苑》，此之谓杂记者也。”祖台之的《志怪》、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的《幽明录》、刘敬叔的《异苑》，都是记载鬼神怪异故事的，属志怪小说一类，吴承恩的“杂记”也当如此，就是他所写的志怪小说《禹鼎志》。
由上援引和分析，可以知道，吴承恩是一位儒生，郁郁不得志。尽管能诗文，善杂记，但没有接触过玄门释宗，没有学过佛、修过道。家中所藏书，也多是书画法帖，没有佛、道之书，更不要说他读过《道藏》了。据他自撰的《禹鼎志序》，他所爱的只是“牛奇章、段柯古辈所著传记”，即所谓的“野稗言”。牛奇章即是牛僧儒，唐文宗时曾为宰相，喜作传奇，撰有《玄怪录》一书，已佚。据《太平广记》所录三十余篇，多为志怪故事。段柯古是段成式，著有《酉阳杂俎》一书，著录仙佛人鬼、奇闻异事。吴承恩不单喜欢这些著作，而且一直想亲自写一部这样的书以同他所喜爱的相抗衡。那部《禹鼎志》，就是这一冲动的结晶。观其一生，他的朋友、亲戚和晚生，都不曾知道他写过什么《西游记》白话小说。
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回评·楔子》云：“古人著书，每每若干年布想，若干年储才，又复若干年点窜，而后得脱于稿，裒然成为一书也。”这三个“若干年”，恐怕也该有十五到二十年之久吧。有些人，终生只著了一部书，却耗费了全部的心血。曹雪芹一部《红楼梦》，仅写成之后，就“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而且只完成了前八十回。凡是他的朋友，谁不知道他写了一部《红楼梦》！研究《西游记》的清代学者，如汪澹漪、陈士斌、张书绅、刘一明等人，都几乎倾注了毕生的精力，岂有作者能在不知不觉中创作出这部洋洋洒洒的八十万言鸿著！
对于一个儒士来说，要弄懂道教金丹学的金公木母、姹女婴儿、黄婆丁老、离火坎水、温养沐浴、火候抽添，佛教的即心即佛、明心见性，儒教的阴阳八卦、五行生克，医学的奇经八脉、周天穴位，不读若干年的书是不行的。比如《西游记》中所引的诗词韵文，都是有出处来历的。第八回开篇所引的《苏武慢》，即为冯尊师的作品，见于道教文献《鸣鹤余音》；第十四回所引的“佛即心兮心即佛”一诗，即是宋代金丹学大师紫阳真人张伯端的《即心即佛颂》，见于《悟真篇》；第五十回所引的《南柯子》一词，乃是全真七子之首马钰的作品，见于《渐悟集》；第九十一回所引“修禅何处用工夫”一词，仍是马钰的《瑞鹧鸪》；而七十八回比丘国道士国丈夸称的尊道韵语，即是署名宋仁宗的《尊道赋》，见《鸣鹤余音》卷九。如此之类甚多，可见作者必须熟读《道藏》以及佛教的《大藏经》。
所以说，作者读书得若干年，揣摸领会得若干年，将三教合一又得若干年，有使教旨文学化的想法并将其形象化又得若干年，动笔写作需要若干年，完成后修改更须若干年。这六个若干年，怕没有半生甚至一生的时间和精力，是做不到的。纵观吴承恩的一生，他是没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的。当然，如果作者的身份本身就是一个精通佛、道、天文、历算、阴阳五行的知识分子，就另当别论了。
按理说，要创作这么伟大的一部巨著，肯定会对自己的亲友或者家人讲起过设想，甚至要同僧道、师友切磋和订正的。但吴氏的亲友却没有人知道他有此壮举或者是这样的想法。吴国荣的《射阳先生存稿跋》云：
丘子汝洪，亲犹表孙，义近高弟。从亲交中遍索先生遗稿，将汇而刻之，庶几存十一于千百，为先生图不朽耳。
能从亲交中遍索，可见凡能知道者均被收录。如有人知道他曾创作过《西游记》，一定会穷追而归。即使无力刻出一部大书来，也可以将《西游记》中的诗词抄出若干来，刻入《存稿》中的，怎忍心将那么好的作品舍弃呢？若能将其著录，岂不更能“为先生图不朽”吗？但他们都没有提供什么关于《西游记》的线索，可见是没有。尽管《西游记》中的诗词归属于那十九于千百之中，但也不可能没有一首侥幸留下来吧！然而，吴承恩的诗文集中，不仅没有收进《西游记》中的诗词，甚至连风格相近的作品都没有一篇。这只能说，吴承恩与《西游记》根本没有关系。
如果说《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创作是在早年，那么与他齐名而有“射湖之上，双璧竞爽”之称的朱子价一定知道；若是中年创作，那么长兴县的徐子与一定了解；如是老年所作，则陈文烛也肯定晓得。然而，他们都不晓得，在表扬吴承恩的文章中都未曾提起半字，可见他没有写过。而且，据《明代版刻综录》，杨江清白堂嘉清三十二年刻《鼎锲京本全像西游记》时，他已经54岁了。如果小说是他所作，那么至迟应在50岁前后脱稿，而他45岁中了岁贡，一直家居；51岁暂寓南京，半年后回家。45岁以前，他热衷科举而屡困场屋，根本不可能写什么小说。45岁以后，心情较愉快，可能《禹鼎志》作于此时。去南京可能是谋官，但不得志而归。据其诗文，并未说过写小说之事。
由此，我们可得出一个结论：吴承恩没有写作《西游记》的时间，也不具备创作一部巨著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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