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觉得周浩的纪录片怎么样,书记周浩纪录片1080p

有着记者身份的他，在其多年职业生涯里，曾为台湾《大地》地理杂志拍摄了十余个专题，题材涉及民俗、人文、环保等，成为该杂志在中国大陆最佳图文摄影师之一。

2001年下半年，他开始尝试纪录片的制作。2002年，完成处女作《厚街》，此片被誉为罕见的真实反映中国农民工生存现状的力作，并获得了“云之南人类学摄影展”黑陶奖（最佳新人奖），还入选瑞士弗里堡国际电影节。

他的纪录片代表作有《大同》、《高三》、《厚街》，其作品曾两次获金马奖最佳纪录片。

厚街 (2002)

以下为周浩导演本次讲座的文字实录（由未视频整理）

周浩：大家好！我争取今天说一点以前没有说过的话，讲一点以前你们没有看到的故事。

我现在回想起来，因为我大学学的是工科，然后分配到一个研究所，在一个研究所干了四年，然后去媒体，我因为是贵州人，我在贵州日报干了两年，去了新华社，在新华社干了五六年，去了南方周末，在南方周末干了三年。

其实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还不会照相，后来很偶然的机会就学了照相，主要是因为一直觉得我所经历的人生里面遇到最聪明的人就是学工科的人，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我没有出头的日子，他们的智商非常高。后来回到贵州研究所，我觉得研究室几位师兄的智商都远远在我之上。

后来学了摄影，好不容易挤进了一家报社。我在做摄影师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类别叫做图片故事，我就拍了很多图片故事，我现在想起来我第一次跟纪录片结缘，是在贵州山村拍了一个麻风村，现在麻风村这个词大家听得都不多了，就是一个流行性疾病，这个病在中国二十多年前已经宣布不再产生新的麻风病人。当年染上麻风病，被隔离到一个村子里面，这个村子里面的人会结婚生子，这个村子里的孩子也不能去外面上学，麻风村里面的病人学历稍微高一点的就教这群孩子，建了一个非正规的小学，我当时拍了一个图片故事叫做《麻风村里的小学》，这个片子对当时的我来说，我觉得还是蛮得意的一个小小的成绩，当年的中国青年报是很厉害的，我的片子就在中国青年报上弄了一个整版。

这个报道出来后不久，应该是上海电视台有一个编导给我打电话，说你这个故事挺好的，能不能带我们过去看一下，我们准备拍一个纪录片。我就带着4、5个人去了这个村落，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很多摆拍的东西，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们在老师身上挂了一个无线麦，那个片子我没有看到，因为当时没有那么多卫星电视。

这大概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纪录片，因为当时是一个记者出身，有记者一些基本的功底，看他们的拍摄方法我觉得好像也没什么特别难的，这大概是我第一次跟纪录片有紧密的接触。

后来我到了南方周末，我印象特别深刻在2001年北京有一个民间机构，具体名字记不清楚，他们办了一个影展，名称叫做首届中国独立电影展，南方周末那时候还比较火，就支持了这么一个活动。支持这个活动以后，当时请了一帮评委，最后评片子，印象特别深刻，那一届影展有两部片子大家认为比较好，一部是杜海滨导演的《铁路沿线》，拍了一些关于流浪孩子。另外一个片子叫《盒子》，那是中国最早期关于同性恋的纪录片。当时就是这两部片子，他们在评比的时候一致投票把一等奖给了杜海滨《铁路沿线》，我们是做记者出身的，觉得他对人物的探讨不够深入，还不如我们记者做的关于流浪汉的深入报道，他们一致认为把这个奖给《铁路沿线》，但是我们这帮南方周末的人就嘀咕，我们认为应该把奖给《盒子》，现在想起来这个片子也没有特别，但是在40、50年代我们认为是很新奇的、少见的，但是最后奖还是给了《铁路沿线》。

《铁路沿线》(2000)

我记得非常清晰，我当时是一个摄影记者，我在现场帮整个活动做记录，他们在一个20、30平方的小会议内里面评片子，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说了一句，你们给我三年时间，我一定拍出一部片子，后来有人就说，我们当然希望看到这一天。其实当时我什么都不会说，我记得那个活动大概是在9月份约束的，当时我还在南方周末就职，回去后就买了一台索尼的摄影机，是刚出来的一体机，带有话筒，但是话筒声音是不好的，不到2万块钱，我当时还是下了蛮大决心的，买了这么一台机器。

题材应该是2001年还是2002年，那一年南方周末在春节的时候做了一个报道，这个报道的名称叫做“向南、向东、向北”，讲的是春节以后民工潮开始返回工厂打工的系列报道，大概是从中国中西部开始，分几个组，跟踪这些农民工。其中我跟了一组在东莞的厚街，就写了这样一个报道，我当时拿着摄影机跟着他们的口述，我一个同事开车带着我去的。去了之后我有一个直觉，知道这里一定有戏，一定有故事。

那是什么样的出租屋呢？东莞本地人会把自己的房子租给二房东，珠三角的房子空间很高，大概有4、5米高的空间，一楼可能会做厂房，里面空荡荡，没有隔断的，就把房子隔断，二房东会自己花一笔钱，把它隔壁成一个小房子，但是又不可能修一堵五米的墙，只修了两三米，这个环境一看我觉得很特别。

这个地方在东莞厚街，东莞厚街的民工一个重要的来源地是四川的金堂县。中国人出来打工是希望带亲戚的，这种亲戚带亲戚就导致一个村子里面或者一个县城里面相对在一个地方进行打工，这是中国比较特别的地方，会以家族为线把这些人给串起来。因为我是贵州人，贵州话实际上跟四川话特别近，所以我很快就跟那些农民工在语言上没有障碍了，就拿着我到手不到一个月的摄影机，那是十一长假，那时候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南方周末周四出报纸，我星期五、六、日就在那儿待着，刚开始拍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就请教在贵州电视台的朋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打电话，那个时候机器特别不稳定，我印象特别深刻，那些素材我现在还保留着，我拍了不到一点素材大概是500兆左右，但是电脑一天会死机几十次，最滑稽的是那时候我拍这个片子有一个识码，识码都一直保留在上面，我以为识码在后期编辑可以去掉，后面编辑的时候才发现去不掉，怎么办？只能把它裁掉，所以那部片子也是特别不规范。

拍片子就是跟人相处，我一直有一个观点，每个摄制组最好有一个女人，为什么？我现在到了这个阶段发现，有的关系天生就是男人搞不定的关系。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在那里经历了三个孩子的出生，拍到孩子出生，拍到了杀人事件，那个片子它是一个非常本能的记录。好的纪录片是什么东西，好的电影是什么东西？我觉得就是我有一种强烈的要表达的欲望，这种表达的欲望有的人愿意写字，有的人愿意发朋友圈，有的人愿意拍片。再往前面走，我刚刚做摄影记者的时候我的文字非常糟糕，我是一个工科生，我写个1000字的文字都会非常摇头，我拍照片，我虽然也能拿一些奖，但是我觉得拍照片有非常大的偶然性，我拍照片其实并不差，今天一个朋友还跟我说，我拍片子还蛮有感觉的。我觉得我拍照片没什么天赋，但是后来莫名其妙走上了影像这一条路，影像这个东西变成了我自己很好的一个手段。

刚才说到了女人，曾经有一个人物我拍到一半拍不下去了，为什么？她老是躲我的镜头，实际上我跟她也没有太大的矛盾，突然之间关系就理不清了，我就叫我的前妻，她也是记者出身，摆平了跟这个女人的这个关系。我觉得技术是很关键的，但是别人为什么让你拍，这个比拍本身更重要。

拍完《厚街》以后，好片子都是因为自己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我刚刚拍这个片子并不是要赌这个气，就是因为自己有一个表现手段，一个方法，这种方法是我用文字和照片不能很流畅表达的东西，突然找到了影像，我觉得影像好像更容易表达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这种感觉其实对我来说其实是很一种美妙的关系。走到现在如果说我有什么特点，我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如果真的要找个性的话，我绝对不会认为自己是一个特别有天赋的人，而且我认为自己智商不高，为什么能在这个行当走到现在，我觉得就是我有一种很庸俗的亲和力。跟人打交道的时候别人不那么防备我，于是我就能拿到我要的东西，而且我的经验是，你到任何地方去拍片子，并不是去编造一个理由说我为什么要来拍你，而是在第一时间告诉别人为什么要来。如果你这个理由别人不同意怎么办？不同意你就换一个人。我拍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把握我要去拍一个人，别人一定会同意我的拍摄。

比如我的第二部片子是《高三》，我为什么要拍《高三》？《厚街》刚刚一出来，那一年正好是云之南首届影展，我的片子送过去，莫名其妙拿了一个奖，那时候好像是5000块钱，这还是一个民间的奖，好像并不足以证明我自己是这份料，所以我现在想起来拍《高三》的原因，就是想在一个短时间内拿出一部片子里，这部片子得让我的亲人，我周边的人认为我有能力拍片子。

高三 (2005)

虽然现在我可以大言不惭的说不在乎奖项，但是奖对一个年轻人来说会是一个催化剂，是迷魂药，就算它早期是不挣钱的，但是你连名都捞不到的，你回去怎么跟妈妈交代。社会不承认，周围的朋友不认可你是做不下来的，所以我经常会说纪录片实际上是一种关系，日本导演说纪录片就是讲采访者和被采访者之间的关系，但是我更愿意把这种关系拓展一下，它还需要你理清楚你跟周围环境的关系，如果这些关系打不通是做不下去的。

这些关系怎么打通？有时候奖会是一个有效的办法。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拍一部片子，让别人认识到我的能力，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傻劲，发现高考是一个不错题材。恢复高考30年了，从来没有一个人做过纪录，而且大概只需要一年的时间就可以做出来，我还联系过黄冈中学，但是他们拒绝我了，后来去到了我同事的一个中学五平，见到了一个老师。我们在座的任何人只要愿意开放你们的空间，它都可以成为一个好看的纪录片，关键是别人对你这个空间的开放程度有多大。其实开始拍的时候我特别后悔选择那个班，因为那是一个文科班，那个班前十名都是女生，男生在那个班是特别弱势了，拍了半年以后总觉得缺了一点什么东西，阴盛阳衰的感觉，但是到了后来这个情况有了好转。

这个班有一个女生叫做林佳燕，就是以这个女生的日记展开的，这个东西要把握度，你不能很早期告诉她我们要用你的日记。其实纪录片的导演作用是非常大，我在拍第一部片的时候拒绝了署名导演，我的署名是制作，因为我看的是现实中的人，又不需要别人扮演，应该不叫导演。但是做到第二部，时间一长就会发现，其实没有什么真实，真实都是被导演构建出来的，为什么会有蒙太奇，你是把生活重新架构过了，重新构建了一个世界，只是说它的演员是现实中的人物而已。

再回到《高三》，我第一次进高三这个班的时候我是怎么跟他们说的？我说高考恢复快30年，从来没有一个人做过纪录，我非常有幸，你们的校长也非常愿意我走进你们的班，我准备用一年的时间跟你们在一起。这个班成绩不好，最后考的最好的也就是厦门大学，民族学院这样的学校，当然是他们班底子不好，不是我的原因。有人说是不是我影响他们？我不承认这一点。若干年后过去了，这部片子它不是最好的片子，至少是我的片子前五位之外的片子，但是这个片子对这些片子里面的同学而言，它的意义丝毫不亚于对于我的意义。

作为一个片子，第一时间好像是我自己做的，如果这个片子最后能变成别人的一种记忆，你说我免费去帮别人拍片子，别人为什么不愿意呢？这个班的同学已经有人生两个孩子了，他们已经30多岁了，到今天这个片子对于我的意义大，还是对他们的意义大？所以这么一想以后，其实你觉得你再去跟别人谈片子的时候，别人还会有那么大的障碍吗？所以我一直觉得你怎么能拍到一部纪录片？它永远都是要你的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诉求达成共识。我每次拍片子都会说，这个片子一定是我们合作的一个结果，我觉得只有这样才可能把这一部片子给完成。我们每个人，哪怕是再孤独的人，也是一种社会型动物，他永远希望跟人群发生交流的，有的人会有社交障碍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社交的时候有恐惧或者觉得受压抑，导致他不想跟别人进行社交，但是外部的环境是足够友善的话，我相信任何人都愿意跟别人交往，所以我们拍片子的时候都会尽量找这样的人。

其实你们看到的大多数都是所谓成功的案例，实际上我被拒绝的时候是非常多的，有时候就是一个无心插柳的东西。我有一个片子叫做《差馆》，是拍广州火车站的。广州火车站的人员他们问我要拍多久，我说起码要拍一两个月，后来被拒绝掉了。火车站广场派出所是我其中一个点，我的一个摄影师来自于广东电视台，我们报告递到了越秀区公安分局，出人意料广州火车站拒绝了我，但是越秀公安分局同意我了，于是我就在这个派出所完成了这部影片的拍摄。拒绝你是常态，同意你是一种幸运，如果你这样处理，这样就不会失望，其实我的很多片子都是这么拍出来的。

差馆 (2010)

有的片子是机会找到了你，你时时刻刻脑袋里面有一根弦是绷紧的，我一直有一个愿望，要是能拍一点官员是怎么治理国家的，是不是很好呢？有一次我去了河南的一个县城，正好那个县长请我吃饭，在那个饭桌上，就问他能不能让我拍，他同意了。后来我们回到广州，不到两周，他打电话过来，他要被调走了，我想完了，又过五分钟他打电话，我要调走了，你们不来拍吗，很多时候都是这样进行的。

如果是我给大家的忠告，我经常会开玩笑，有想法拍纪录片的可能有10个人，但是最后动手去拍的可能只有2个人，最后只有1个人会把他剪出来，把它剪出来的人绝对不是当初点子最好的人。所以纪录片这个行业我倒并不觉得有多么不可企及的高度，但是重要的是有一个好想法，你有一个好点子，就去做吧，其实在座的人，这么200-300个人，也许将来做纪录片的人一个都没有，但是我希望你们能成为纪录片好的观众。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做这件事情的，做纪录片实际上是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心脏，你有很好的跟这个世界打交道的能力。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大概是去年在上海办了一个大学生影展，我们几个人去评片子，我们把一等奖给了一个西北师范大学的一个学生，他拍了一部片子，到时候晚点发给你们，你们看看这个片子。他是一个特别木讷的男生，不善言辞，他的爸爸嗜赌，老家是江苏常州，影片一开始就是在常州，他爸爸剥一个黄鼠狼的皮，他爸爸还给他讲一些赌博的事。这个影片就是这个男孩子跟爸爸住了几天，发生的一些交流。在你们这个年龄面子蛮重要的，如果哪一个同学的家庭是农村的、爸爸妈妈是离异的，他们会不善交流的。我们会给这个大学生这样一个奖，因为一般大学生选的题目都是老人院、盲人，其实你们高高在上，好像有人文关怀去关心那些所谓的弱势群体，其实他这个片子在干嘛，我认为他在进行自我救赎，自己跟自己对话，产生对话，其实这种感觉是非常好的。

我认为更多的状态都是在说我们自己，就是我怎么跟这个世界发生交流，我怎么跟这个世界发生关系，我怎么在短短这几十年中能够好好苟活下来，我认为这才是一部好的影片，不管以后做任何职业都要学会跟自己交流，这个同学做的事情就是自我的救赎，这样他就放下了很多包袱。而且他本身在跟父亲的关系上，这部片子也会让他自己以后怎么样跟父亲相处，因为我们每个人没办法选择自己的家庭。其实很多时候做纪录片就是片如其人，大学里面有一个口述史，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让同学们拿着机器面对自己的父母，面对自己的家人，这辈子你们如果能处理不好跟父母的关系，跟亲人的关系，我不认为你会一个美好的人生，做这样的梳理对自己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做纪录片这么久，有人跟我说，做纪录片以后你自己到底有些什么变化，有些什么影响？我至少觉得我现在的脾气比20年前好多了，我以前是一个特别急脾气的人，后来温和了很多，学会跟人打交道。我在你们这个年龄的人，我不善于读书，考的学校是江苏工学院，现在叫江苏大学，那时候我最大的愿望是上南大，要学天文系，见到街上有什么斗殴、吵闹，我一定是绕着圈子走的。做完纪录片以后，我自己会要求我自己跟这样的事情接近，我知道这一定是我绕不开的东西，比如说对别人采访我，拍我是蛮抗拒的，我在你们这个年龄是不愿意给自己拍照片，后来我想，我既然要去拍别人，我当年应该让别人拍我，其实这就是一种沟通，完善自己性格一些蛮重要的细节。我经常会说，到了现在还在成长，还在进阶，这种感觉其实是非常美妙的，纪录片拍到现在，当然我不是自己找钱的导演，能够做下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纪录片的过程中，每一次都能找到一些新奇的东西，找到别人生活里面一些所谓的“亮点”，这种感觉我觉得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感觉。

我马上快50了，就觉得每次去采访，每拍一个新片子都会增加对这个世界的了解。这样一份工作，又能养家糊口，又能让我自己的人格完善，我为什么不选择呢？所以怎么跟真实打交道，怎么跟人打交道，就会慢慢在你的片子里呈现出来，这种感觉应该是支撑我做下来非常重要的原因吧。你们以后不管从事任何职业，就要在工作当中不断让自己进阶，像打怪一样的，那种感觉是有意思的。

周浩，21世纪影像工作室导演。先后在新华社、《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报》任摄影记者。　　1998年，其拍摄的图片专题“中国西南地区工业污染状况”获美国“自由论坛”（Freedom Forum）专业摄影记者新闻摄影比赛(北京站)第二名。　　2002年，其获得IPS（Inter Press Service）的奖学金资助，沿湄公河流域考察沿岸各地人民的生活与经济状况，并重点考察了上湄公河河道开通，对各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考察历时一个月的时间，相关报道迄今仍是中国大陆最具影响力的关于湄公河流域生活与发展状况的报道。　　2002年，其在中国长江三峡大坝蓄水前，耗费两月徒步穿越三峡地区，详实地报道了当时三峡地区移民的真实生活。在其近10年的职业生涯里，曾为台湾《大地》地理杂志拍摄了十余个专题，题材涉及民俗、人文、环保等，成为该杂志在中国大陆最佳图片摄影师之一。　　2001年下半年，尝试纪录片的制作。2002年，完成处女作《厚街》。2003年5月，此片获“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黑陶奖（最佳新人奖）；同年，该片入选瑞士Fribourg国际电影节。2004年，《厚街》入选“2004上海国际双年展”，2006年，《厚街》入选“广州国际三年展”，此片被喻为罕见的真实反映中国农民工生存现状的力作。　　2006年，其第二部作品纪录片《高三》获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