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学者将“唐诗”、“宋词”、“元曲”三种体裁的文学作品进行并列，并在之前冠以朝代，只是意在寻求一种在那个时代中最有特色的文学，而不是说“词”、“曲”成为了其他时代的主流文学。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学里，主流只有“诗文”两种，其他文学皆在边缘，这是贯穿了整个古典文学的事实。
造成这一现象的就在于“诗”、“词”、“曲”等文学体例在作用上的不同，衍生出了各自的风格特征，为不同的读者服务。
唐诗：受众最广，具有“言志”功用的主流文体
如果从受众来说，“诗”这一文体无疑是最为广泛的，上至庙堂，下至百姓，虽然不是人人都能作诗，但任何人都可以诵读。
对于士大夫来说，“诗言志”是一贯的传统。
这些人虽然被称为“诗人”，但实际上并没有这么一个具体的职业，当时没有人是专职写诗的。
比如说，明末清初有一个大儒叫做朱彝尊，在当时可谓是德高望重。但是，他曾经写过一首《风怀》诗，讲的是他和其妻弟的一段恋情，妻弟就是他妻子冯氏的妹妹。
因为是入赘冯氏，当时冯家相要效仿“娥皇女英”的故事，将冯氏和其妹妹一同嫁给朱彝尊，但不知为何又反悔了，这一对有情人最终没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这首诗歌虽然写得很好，但其内容却是男女私情，所以被当时很多人所抨击，即使朱彝尊是一代大儒也不能免于被责难。
从传统意义上说，一个人的诗歌写得好不好，这完全可以体现这个的志向是否高远。
对于普通人来讲，读诗也是一种提高情操的事情。
有一种说法，认为“诗”就像今天的歌词一样，可以用来演唱。
有一部分诗歌确实如此，是可以配乐的，毕竟这是从“诗经”、“乐府诗”等等年代就有的传统，“唐诗”也不例外。
比如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叫做“旗亭赌唱”。
《博异记》记载，王之涣、王昌龄、高适三人在一个小雪天里到旗亭这个地方喝酒，正巧碰到了一些歌舞伎来这里演出。
于是三人就约定，以三人诗作传唱的效果来看三人谁的名气更大。
一时间有三个歌姬唱了唐诗，其中王昌龄两首，高适一首。王之涣看不下去了，说这些唱曲的人都是小角色，一看就是这个团体里边缘化的人。他指着其中一个最貌美的歌姬说，如果她不唱自己的诗，那么这辈子都不和二人争高下了。
果然，这位歌姬一开口就是“黄河远上白云间”，正是王之涣的《凉州词》。
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到，“诗”这一文体，不仅仅是在士大夫用以言志的载体，也是民间用以娱乐和陶冶的工具。
所以，“唐诗”在内容上必须是严肃的题材，不能纯粹地歌唱男女私情，它无论是揭露黑暗还是歌颂光明，都必须具有向上的精神状态，这才有教化意义。
而在形式上，也必须要雅俗共赏，即使是一些佶屈聱牙的作品，其实也只是用典较晦涩，语句较生硬，并不是难以理解。
宋词：俗艳与高雅并存的宴饮之作
“词”之一体，有人认为来源于宴饮之乐，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很多宴饮场合中，词的演唱确实较为合适，而这一文体和音乐也更为贴合。
而自从后主李煜变革词体之后，“词”就出现了分化，一些人走上了士大夫的雅致，另一些人走上了艳俗。
李煜就被认为是“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可以说是这一类作品的源头之一。
宋代对这样的风格继承较好的，是晏殊、欧阳修、陆游、等，他们的词作很少市井气，在具有音乐性的同时，还保留着高雅的情致。
而“艳俗”之词最好的代表士柳永，号称“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可见其在市井之中流传甚广。
柳永词作士大夫的高雅气质少，市井烟火气较多，适合勾栏瓦肆这样的场合传唱。
因为风格的不同，柳永在当时也是被上层社会的词人所唾弃。
比如在他干谒晏殊的时候，曾说自己和晏殊同样都写词，结果晏殊很冰冷地告诉他，自己虽然写词，但肯定不写像他那样俗艳的作品。
苏东坡虽然也比较欣赏柳永的辞句，但对于他的风格也是较为鄙夷。他有一次和其学生秦观说，没想到几天不见就去学了柳永的创作方法了？结果秦观很严肃地向他老师保证，自己虽然没什么能耐，但还不至于堕落到学柳永这样的人。
这两种风格都是比较适合宴饮场景的演唱，而东坡词走了另一种风格，不注重音乐性，这也和苏轼不通音律有关。
苏轼以写诗的手法来写词，赋予这种文体更为现实的意义，但这条路昙花一现，两宋之后没有人继承下来，清初阳羡词派虽然有些影子，但终究缺了点味道。
从整体来看，宋词这一类文学作品，蕴含的“情志”很少，多是以抒发情感为主，并且这些情感有很多都是不方便以诗的形式表露的，比如男女私情一类。
但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风格，士大夫的聚会自然不会演唱柳永等人俗艳的词作，否则大煞风景；而勾栏瓦肆自然也不会演唱太多高雅情致的作品，否则听得懂的人太少。
“词”的分化，其实和受众的文化修养有很大关系。
元曲：文人“走投无路”的俚俗作品
如果说“诗词”两种文体在流传上多少有点雅俗共赏的味道，那“元曲”几乎完全偏向于下层社会之中了。
这和特殊的时代背景有关。
元代之初，废除了科举制度，等于断绝了所有读书人进身的通道，一时间这些只会读书、治政的文人阶层被打落尘埃，不得不在市井之中摸爬滚打，寻求谋生的方式。
于是，很多读书人真的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那就是写剧本。
像关汉卿这样的剧作家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被逼出来的，读书不能进入上层社会，那么只能以自己的文笔来谋生，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所以，元代短短几十年时间里，涌现了大量的戏曲作品。
而用以表演的戏剧也好，用以演唱的散曲也好，它们从实际上来说和“诗词”有根本区别。“诗词”是主动创作的，而“元曲”这种作品很多都是被动的商业文学。
即，这些作品必须要迎合大众的口味，故事要曲折离奇，辞句要通俗易懂，调子要容易演唱，这些都是不得不满足的要求。
因为，一旦有一个不符合，故事平淡，或者辞句艰涩，再或者表演难度高，就会导致不能实现“商业变现”，这些文人就没有饭吃。
所以，几乎所有的元曲作品都是较为俚俗的，其中夹杂着很多市井语言甚至方言俗语，和“诗词”相比，更具有烟火气和生活味道。
文学作品终归是需要读者来阅读的，一部作品从诞生到被人阅读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过程，才能说这个作品的创作最终完成。
那么，读者其实也是决定文学风格的一个重要一环，在创作之处，要符合什么样的读者口味，会影响使用的语言和表达技巧等方方面面。
这是“唐诗”、“宋词”、“元曲”等不同体裁文学之间风格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未来在黑夜隐匿，于此静待晓光。
唐诗、宋词、元曲堪称中华文化三瑰宝。
唐诗(这里主要指格律诗)，包括律诗、排律、绝句三种。格律诗的格律主要有三大特点:1、每句平仄相间，同联两句平仄相对，联与联间平仄相粘。2、除首尾联外，必须对仗。3、—韵到底的平声韵。至于风格，除所咏对象大致分登临、怀古、感遇、讽谏、边塞、咏物、山水、田园、赠别、哭挽等内容外，还分雄浑、淡雅、绮丽、自然、豪放、缜密、悲慨、飘逸等风格。
宋词最大的特点是:每个词都有固定的词牌，每个词牌都有固定的格律，必须依谱填词。同时，词是合乐文学，所以，词的文情要求与调的声情相—致。词于宋代苏轼起拓宽了范围，其歌咏对象大抵同诗，巳无所不包。至于其风格，无外乎豪放、婉约两派，然而并非泾渭之分，两派亦是互相渗透的。
元曲显著的特点是通俗化，大量的口语.衬字即其具体表现。至于风格，自词与音乐脱离后，曲就取代了词的地位，不仅可以弦歌，更发展成可以表演的戏剧。元曲分杂剧和散曲两种，杂剧来表演，散曲则只用以清唱。
无论唐诗、宋词、元曲，它们都是—个共同特点:含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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