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时代从1868年一直持续到1911年,是日本近代史的开端,也是日本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一时期,日本踏上了以“明治维新”为名的现代化之路,彻底洗刷了被西方叩开国门的耻辱,同时结束了日本延续千年的封建和闭关,成为了世界七列强之一。
说起明治维新,总要说到“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以之为纲的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正所谓社会具有滞后性,国家层面的制度变化并不会在第一时间影响社会,不论是私有制、金本位的经济改革,还是开国会、立宪法的政治变化,似乎距离最底层的日本社会还是有相当的距离。那么,在轰轰烈烈的明治维新之下,日本社会是怎么样的呢?
(横滨的铁道与轮船,浮世绘)
现代化的技术从一开始就影响了日本的社会,当然,主要是城市。电线、电报、电车的传入改变了日本的生活方式,这对许多日本人是相当巨大的震撼。夏目漱石的《三四郎》中的三四郎和司马辽太郎的《坂上之云》中的秋山真之都遇到了这样的情形:刚刚来到东京的他们站在铺设在马路上的有轨电车轨道上,看着迎面驶来的有轨电车,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是好。类似的变化还有很多,小到吃牛肉、穿西服,大到义务教育、订立宪法,这些变化给生活在日本社会的底层民众带来的都是欣喜与陌生交织的不适应感。
(华族会馆内景,1912年)
但是,明治维新下的日本社会并不全是一片欣欣向荣。如果离开城市,会看到日本仍是大片农田。明治时代的日本虽然开始兴办工业,大搞工业化和投资,但其农业社会的本质并没有被改变,国家仍然要靠土地里的农民来养活,而农业人口一直到昭和时代仍是日本的多数。另一方面,这些农业人口出产的农产品,却并不足以保证整个日本的维新和对外扩张运动。因而,日本一方面需要维持其农业收入,另一方面却又无法摆脱对农业进口的依赖。绝大多数日本国民——他们也许一辈子仍是农民——依然被绑在土地上,虽然“四民平等”,但日本的人口结构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与前述状况相伴随的,是明治时代惊人的高税收。至1905年,日本财政收入有一半来自税收。就收入-赋税比而言,日本的农业人口——他们是绝大多数——的生活显得尤为艰苦了,而城市上层与农村的巨大贫富差距,更是加剧了社会的痛感。悖论的是,日本通过高税收获得收入,在国内国外进行了现代化、扩张等一系列行动;而这些行动的不断深入非但没有减轻日本的经济压力,反而需要国家提供更多经费加以维持,这就使日本社会的压力长期化。义务教育、发展医疗、训练军队都需要钱,这些钱只得从农民的身上榨取。当矛盾不断激化,就有了像“血税一揆”这样的民间反抗行动。
这时,我们似乎可以总结,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社会,一方面在现代化之路上高歌猛进,在树立国际地位之路上步步攀登,但另一方面,有有着大量的社会不公、国民压力。但这样的总结似乎又有不妥,因为这积极和消极的两方面似乎在日本的社会心理面前得到了统一,这个心理就是“乐观主义”(日语为“楽天主義”)。
(鹿鸣馆,浮世绘)
司马辽太郎在其非常有名的一本小说《坂上之云》中,把日本国家层面的明治维新和民众层面的“乐观主义”相类比:“明治初年的日本是如此之小,以至产业只有农业,人才只有士族——这一延续三百多年的旧读书阶级。但是,这个处在世界一隅的小国却要奋起反抗来自欧洲的强大力量......这样的力量来自当时日本人独一无二的智慧和勇气,藉此得以在国际外交舞台上获得了一席之地。这被称为奇迹也是不为过的。”这大概是对明治时代社会的相当具体的概括——一方面是来自国家和国际的强大压力,另一方面却又紧抱自己作为变革时代见证者的“国民自豪感”,这是积极应对国家对人民的要求并坚信自己的力量可以帮助国家的典型的“日式乐观”。中村草田男在二战结束后略带伤感的“雪落而明治渐远”,恰恰也表达了对那个对国民并不友好的明治时代中令人惊讶的国民积极性的怀念。
事后而言,明治时代的日本社会不乏像明六社、自由民权运动这样的社会思潮和宪政国家建设的尝试,但绝大多数人表现出的对国家行动的积极支持和对个人苦难的忍耐,既为作为现代化强国的日本的出现奠定基础,也为军国主义思想的抬头埋下祸根。
参考文献
冯玮,《日本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
[日] 司马辽太郎,《坂上之云》,文库春秋,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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