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民族性有一定关系。
商鞅变法，是中华文明的一次大进步，在经历了春秋、战国时代的文明大蹦盘与大整合之后，各种促使新的社会形式形成的因素已经大体具备，经济、政治的发展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机制来支撑其发展，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变法运动应运而生，各国变法风起云涌。其中，商鞅变法因最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获得了巨大的成效，自秦孝公开始，秦国历代君王均将商法奉为圭臬，从而积攒下了超强的国力，为秦始皇最终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为何在变法浪潮之中，只有商鞅变法最终取得了成功呢？这一点已经被历代大家分析许久，而以人性的角度来看，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要点，那就是秦国人的“族性”。
《史记》、《战国策》等史书上均有记载，秦人在商鞅变法之前与山东六国风俗迥然不同，彼时秦人忠勇朴实，但好私斗仇杀、人殉成风、父母儿女共居一室不避嫌，山东六国因此将秦国视为不开化的“虎狼之国”，与中原国家相比，将其引为异类，不屑与其为伍，更不与之会盟，“列国卑秦”被秦孝公视为大耻，由此才拉开了变革的序幕。
而在商鞅变法之后，秦国以法律的形式明文规定了私斗仇杀的罪名和对外作战的奖励政策，由此开始，秦国的族性有了明显的改变，此时秦人忠勇质朴依旧，但都怯于私斗，勇于公战。这种族性的有机改变，再配合军功爵制度的实行，使秦国的军队战斗力直线上升。换句话说，商鞅变法以法治的理念为秦人原本野蛮生长的族性套上了束缚，并加之引导，使其最大限度的发挥了对国家有利的一面，也最大限度的避免了其对国家不利的一面，这种对秦人族性的引导，使秦国有了对抗山东六国的精神基础。
对比来看，商鞅变法之后的山东六国并没有对自身的族性加以引导，反而逐渐沉迷在了纸醉金迷的“温柔乡”之中，统治阶级的进取之心渐渐被消磨殆尽，即使有着“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燕、赵等国，也在后来的内斗中肆意演示着族性中丑陋、惰性的一面，而未将自己的锐气用于大争之世的竞争中，在这一点上，秦人有着明显的优势：其奋发向上、质朴勇武的“耕战精神”，自然保持继承了春秋战国以来整个社会形成的刚健锐气，与山东六国的迂腐暮气相比，自然百战百胜。杜牧《阿房宫赋》中所言“灭六国者，六国也”，由此观之不无道理。
但是总体看来，战国之世的华夏族性其实大体不差，当时整个社会的风气相对后世较为自由，因此人们的思想都比较飞扬跳脱，这也是形成那个时代“百家争鸣”的思想环境基础，只是秦人能将自己的族性用法治引导的比较好，统治阶级也能够惕厉自省；否则山东六国也不会留下豫让行刺赵襄子时所说的“君以国士之礼待我，我以国士之礼报之”的感人言语，以及信陵君窃符救赵、荆轲刺秦等等展示那个时代人们精神风貌的故事。
可以这样说，秦人的族性成就了商鞅变法，秦人以自己的质朴精神践行着秦法，使秦法获得大成；而商鞅变法也进一步规范了秦人的族性，让秦人在法律的准绳下获得了精神上的强大战斗力，这种刚健清新、质朴有力的精神风貌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引人入胜的人文风景。但自汉朝以后，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富足以及儒家思想的禁锢和外部竞争压力的逐渐减小，使得中华儿女慢慢遗忘了这种流淌在源头的血性。从最能展示一个时代精神风貌的文学形式来看，建安风骨犹能清新脱俗，唐朝诗文刚柔并济，宋朝词风渐变艳丽柔弱，元明清杂剧小说更倾向于市井百民。文学上的演变，昭示出了中华民族民族性变化的一个趋势——即愈发圆润浪漫，但渐失血气。
与此同时，统治阶级始终将重心放在维护自我统治之上，为此必须要民众变得柔弱驯顺，封建时代的君主一方面提倡儒家的“忠君仁义”思想，一方面又打压其他思想的发展，其目的就是要维护自我统治。明清理学的大盛，就是几千年来思想禁锢的高峰，在思想的禁锢下，何谈民族性的发展，何谈中华儿女的血性？ 当俾斯麦打着“铁与血”的口号打造德意志战车之时，当日本人祭出“武士道”的精神参与世界竞争之时，当美国人怀揣着“美国梦”开始席卷世界之时，中华民族只有在“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懵懂抗争中向世界消磨自己仅有的那一点无头苍蝇般的血性，翻看史书一看，源头族性的刚健清新与质朴勇武，竟在近代大众之中变得腐朽污浊、空洞懦弱，以至于中华民族在世界潮流中失魂落魄了百年之久，“凡有血气，皆有争心”的奋发向上，也在几千年的封建朝代轮回被渐渐消磨，变成了自甘堕落。
近代中国的衰落，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民族性的衰落。这种衰落，既有外部竞争减少的原因，更是内部消耗所致。在当今中国积极参与世界竞争的背景下，中华民族又一次站在了大争之世的时代里，如果不能寻回源头的那股血性与质朴，向世界展示自己的自尊与奋进，只一味高谈阔论，如何能在大争之世中屹立潮头？中国当今的改革开放既要包容，也要奋进；既要大度，更要敢争！要以“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朝气锐意进取，也要学用商鞅变法的法治精神规范、塑造民族性，切不可“沽名学霸王”，只留下一副华丽的皮囊，而丢失了内心的强大。
也可以这么说，没有商鞅变法，秦极大的概率是不能变的如此强大的。
秦孝公即位之初，秦国已经山穷水尽的地步，国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国家没钱民众更没钱。秦孝公利用各种手段防止了魏国的进一步西进，使得国家有了休整发展的环境，但落后的制度、落后的思想阻碍着秦的自强崛起。秦孝公锐意改革，但却找不到方法，国内没有懂得变法的人才，于是发出了著名的求贤令，天下士人纷纷入秦。
当时儒家墨家为显学，有非儒即墨的说法，其他像道家、法家、名家、兵家、纵横家等等，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帝道、王道、霸道也争论不休。秦孝公面临的选择其实是非常多的，不选择儒家、墨家、道家这样易于让整个国家接受的学说，而是选择了法家，一是秦孝公的慧眼识珠，二就是商鞅的真才实学。
秦孝公重用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内部产生了非常剧烈的化学反应，整个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内部整合，剔除落后影响国家发展的利益集团，整个国家从制度上到思想上进行了大清洗，从而使秦国迎来了新生，秦国骤然崛起。
虽然后来商鞅被杀，但秦孝公和商鞅制定的律法却没有被废除，整个国家变成了以耕战为主导的军国主义政府。大量的底层秦人通过战场上杀敌不断地往上爬，慢慢的整个秦国的朝堂上充斥的都是从底层崛起的军官，这也是秦国不缺大将的一个因素，文官集团由山东各国的士子担任。官僚机构上下流动非常频繁，底层人民为官僚机构提供大量的新鲜血液，底层人民也有上升之阶，国家变得非常健康、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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