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有其特定的历史因素，客观上来讲，人力是无法胜天的，这种观念虽然有点消级，但也是事实。从东汉末年始，中国皇权虚弱，主导社会的力量其实都是些贵族世家，而且这个跨度长达400年，这期间不是没有人做过努力，但最终都是以失败高终，比如曹操，比如刘裕等等。为何会如此呢？我做了很多种假设，最后都是以失败告终，所以我把他总结为这是“中华文明必须经历的劫难。”是人力不可为的，虽然司马炎过烂，但始果换成别的政治强人最多也只能延缓这个劫难的暴发，并无法消除。为什么这么说呢？简要论述几点……
一、民心不可用
“生民如狗”所谓民心在当时的那个历史背景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别不承认，事实就是如此。
从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到司马炎接手曹魏算起，这段历史共计81年。在这八十一年里，整个中原大地可以说烽火连天、赤地千里。中原人口从汉灵帝的近五千万到司马炎时期不到700万。（公元263年，户籍的统计数据是：魏国人口440万,吴国230万,蜀国94万，合计不过700余万）当然这数字里面肯定不包含隐匿人口的数字，但即使隐匿人口再多又能证明什么呢？能证明那个年代的平民很幸福吗？“诚然，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留给后世许多脍炙人口的英雄故事，如果我们只是沉醉于历史的虚荣感当中，那种感觉的确是非常美妙；但是相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里的百姓，恐怕那里是最为悲惨的地狱。“生民如狗，百姓哀鸿”战争从来是最残酷的，没有之一。
接连不断的战争，价值体系的崩溃，民众的激情，士气、对生命的期待全部转化成麻木不堪的苟且。那是个没有希望的年代，没有人会去在乎他们生死，同样他们也早已对那些高高在上的上层不抱任何希望。极端化的两极世界里，可以想象这两者之间几乎不会产生什么扭带。“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当张角带领的太平军淹没于黄沙当中，当一次次的起义被无情的镇压，苟且或许才是最好的生存方式。
纵观人类漫长历史，多数时候都是少数人在与多数人争夺权力，而往往是少数人战胜多数人，真相就是如此残酷。
从不甘于被奴役的造反到随波逐流的放纵再到麻目不仁地苟且，这应该是当时广大民众的真实写照。试问，这种民心还有何价值呢？我认为那是完全是可能忽略不计的。而的确在豪族的眼里，这些平民百姓也已然成为他们随意践踏的草芥，他们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替他们输送卑微的养份。这应该是那个时代产生的价值观，这种观念在当时应该是天经地仪的，就如同后世的普世价值。
任何价值体系的出现，都是因为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促成的，在当时那种条件下，我相信不会产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治世名言，当然也更不可能出现所谓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这个时候的历史背景注定了上层建筑对于普通百姓的心态……
所以在那个时代产生出来的司马炎自然也不可能重视底层民众的民心，如果说他重视的话，那也只能是重视怎么从他们身上榨取养料。
二、财政压力
东汉末年，战争连年不断，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粮食短缺。至黄巾起义后，整个中原的国家体系其实已经瓦解，特别在财政方面，由于军阀割据等原因，以货币为单位的经济模式已经名存实亡，而因战乱失去保护的平民又不得不依附到世家大族中去寻求庇护，成为世家大族榨取社会资源的廉价劳力。有资料统计，当时佃农上交给世家的负重高达他们生产所得的60%-80%，世家从而加速膨胀，反观，由于人口的急剧减少，社会劳动资源又被世家截留，国家败政愈发弥艰。
三国时，曹操开启屯田制，虽然有效缓解了中央财政的困难，但是屯田制本身剥夺了劳动人口的自由，并存在与世家争夺劳动资源的矛盾，这种制度说白了是两面不讨好。所以司马炎篡魏后就取消了屯田制。但是一个国家的吃喝拉撒都是需要开支的。官员工资、战后抚恤、诸王候的福利再加上朝廷的门面等等。在无法有效抑制社会资源流失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只能是与世家大族妥协，在世家大族身上争取财力上的支持。
三、门阀势大
门阀豪族从西汉开始吸取养份到东汉形成庞然大物再演变到后期的饕餮，已经无法轻易憾动，它就像癌细胞一样，想要毁灭它，只有把自己也毁灭掉。我相信即使强如后世的李世民或者朱元璋穿越到这个时代，都不敢去挑战这股力量所演化成的游戏规则。很简单民心不可用，失去了基层力量的支持，单凭一个人的意志那无异于找死，但是很明显基层力量已经不具备对抗的力量。再者，作为富二代出身的司马炎也不具备这个能力。
四、皇朝先天不足
司马氏本身得位不正，所以司马氏的篡魏的过程必然是一个相互妥协的过程。曹魏虽然最后引退，但世家在从忠于曹氏转变到忠于司马氏的过程里，并不是简单的一加一，他涉及到了诸多利益面，而这些利益要做到面面俱到是需要妥协的。
司马炎的先天不足
司马炎虽然是司马昭的嫡长子，但是在司以氏家族里他只不够是第三代，在司马懿这一辈当中还尚有八个兄弟，也就是说司马炎有八个叔祖。同时，司马懿又生了九个儿子，也就是说除司马师、司马昭之外司马炎还有七个叔伯。这股庞大的宗亲力量也是需要去平衡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来自于历史的遗留问题，也就是他的弟弟司马攸的问题。
《晋书》载：“初，文帝以景帝既宣帝之嫡，早世无后，以帝弟攸为嗣，特加爱异，自谓摄居相位，百年之后，大业宜归攸。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与焉。”将议立世子，属意于攸。”
晋国的基业，很大一部份是司马炎的伯伯司马师打下来的，司马炎不过是捡了桃子。但是司马师没有儿子，就叫司马昭把他其中的一个儿子过继到他的名下，司马昭就把司马攸过继过去了。这之间是否有什么政治承诺，我们不清楚。但是可以确定司马攸是司马昭最疼爱的儿子。否则，司马昭生前不会经常对人言，基业是司马师打下来的，晋国的王位理应由司马师这一系继承……这样说来，司马攸才是最有资格继承王位的继承人了。虽然最后司马昭改变了主意，但是司马攸的政治影响力却一直存在着，他对司马炎形成了制约，这也成了司马炎一生中最大的心病，不是本文重点，也后再谈……。
这五点因素促成了西晋的政权必须是妥协的政权，所以西晋的立国基础也必然是建立在平衡各个利益集团为基础下定制的。但是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那么覆灭也是必然的。
其实在西晋的开国之君晋武帝时期，就存在很多隐患，最终导致西晋快速灭亡。
晋武帝司马炎受魏帝禅让而建国，灭吴之后就开始懈怠朝政，西晋举国上下开始奢侈成风，更有石崇王凯比富的事情发生，司马炎不但不阻止，还要花钱资助他们比富，正是在这样的统治下，政风变得十分黑暗，贪赃枉法，贿赂风行。
司马炎因为自己得国不正，害怕自己的后代也重蹈覆辙，于是大量分封自己的家族子弟到各地为王，司马炎死后很快就爆发了八王之乱，八王之乱持续了十几年，大量消耗了西晋国力。
东汉末年到西晋时期，大量胡人内迁，西晋时期，关中等地区胡人已经占当地人口的一半。八王之乱后西晋国力丧失殆尽，胡人看到机会纷纷作乱，西晋也迅速灭亡。此后，晋朝宗室的司马睿跑到南方建立东晋，中原则进入了百年的大乱斗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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