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上个世纪的50年代。从小就想当兵，可阴差阳错，数次与参军的机会擦肩而过。让我着实体验了一把“当兵后悔3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的感觉。但是我与部队接触的机会比较多，到昭乌达盟翁牛特旗上山下乡期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林西战备团，也就是今天预备役部队的前身，还是一个挂名的副团长。下面我就把几个与部队有关联的亲眼所见的惊险小故事分享给大家。
第一个故事：两个东北兵打架砍掉一只耳朵。在我中学毕业前夕的1974年夏季，学校工宣队的张师傅带着我到沈阳外调。什么叫外调呢？外调就是单位派人到另一个单位调取相关的历史状况证实材料。我们俩完成了外调任务后，张师傅就带领我去沈阳一个解放军报务团驻地“探亲”。他告诉我，两年前他就是从那里转业的，老战友们都在，挺想念他们的。我们俩兴冲冲地赶到那个部队，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亲眼见识了部队严明的纪律，整齐划一的军人风范，部队首长们的热情，还有整洁文明的军营环境。晚间，部队首长不仅设宴款待了我们俩人，还请我们一起观看了上级文工团的大型慰问演出。
没有想到，第二天早晨，张师傅带着我来到部队食堂大门口准备吃早餐的时候，突然有两个魁梧的战士发生了口角。两人之间根本没什么废话，只是吵了两句，立马就开始动手。说时迟，那时快，一个战士操起一个炊事班的斧头，另一个战士操起一根劈柴绊子。石火电光之间，我还没有看清楚，只是一个回合，一个战士的耳朵就血淋淋地耷拉下来。这时候，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大喝一声：“住手！来人，把他给我捆起来！”话音刚落，有几个赶来吃饭的战士一拥而上，就把两个人手里的家什抢了下来，接着就把手持斧头的那个战士五花大绑地捆起来押走了，另外有两个人赶紧用帽子捂住那个受伤战士的耳朵向部队医院跑去。
后来，张师傅给我介绍说，部队是雄性的世界，都是血气方刚、性情生猛的小伙子，大家都有很强烈的尚武精神。所以，打架斗殴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他还告诉我，这俩个打架的战士都是东北兵，东北兵好打架，在部队里是出了名的。不过，真到了你死我活的战场上，好打架的兵都是好样的。
第二个故事：看护武器装备让我提心吊胆。我在昭乌达盟翁牛特旗插队期间担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平时居住在青年点里。当时我们青年点有几个知青好打架，一直是我重点帮助的对象。1976年，沈阳军区开来两个特务连、3个侦察连，共计600多人到我们大队驻训两个月。我们知青姿态很高，把走廊南面采光较好的一溜寝室让给解放军指挥部的首长、文书、警卫排的50来人就住在，我们50多名知青都住在北面一溜的寝室里。部队驻训期间，我们知青与部队相处特别好，大家同吃同住同乐，有时候还一起训练打靶。有一天，部队出动10辆装甲车和150多位官兵上山帮助我们打柴禾。这些官兵的装备相当好，每一个人都配备一支54式手枪、一把单兵匕首、一支八一式自动步枪。他们出发前把150多支长枪，150多支短枪、150多支军用匕首、150多套子弹袋武装带等等都堆放在了青年点食堂的餐桌上。同时，在他们的寝室里还有不少成箱的子弹、手榴弹等弹药，而且食堂的门和他们寝室的门都没上锁，大敞四开。部队首长出于对知青们的信任，竟然只安排了一个15岁的小战士负责看管。
当我得知这个情况后，特别担心武器弹药被好打架的知青惦记上，如果这些东西到了他们手上，很容易闹出人命来。于是，我急忙从大队赶回青年点，发现那位小战士一个人正在篮球场上蹦蹦跳跳地玩儿篮球呢。知青们都下地干活去了，只有炊事班的张春兰、杨明学两位知青在忙活着做午饭。我急忙委托他们俩看管一下放在餐桌子上的武器弹药，然后我就到青年点的寝室房子的走廊看护部队各个寝室里的弹药。
中午时分，知青们收工回来就一窝蜂地到餐厅围着餐桌上堆放的武器弹药吃午饭。这可把我吓得不轻，生怕有人借着吃饭的机会，把桌面上的手枪、匕首、子弹等家什顺走个一件两件。我的心呐，真是七上八下。下午1点多种，部队的官兵们回来了，他们把餐桌上的武器弹药一一领走后，枪械员告诉我,一枪一弹都没丢失。我一下子就长出了一口气。
第三个故事：单枪匹驴夜闯敌情频现的“戈壁滩”。我下乡插队的昭乌达盟，就是今天的赤峰市。这里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北面是锡林郭勒盟，接连蒙古大草原，一马平川。如果不予抵抗，当时的苏联机械化部队不用10个小时即可打进北京，如果是空军则更加危险。我们青年点所在的东山大队，地处西拉木伦河南岸，二战期间一支苏联红军机械化部队曾在此通过西拉木伦河，进入我国东北围剿日本关东军，后来又在此路线撤军回国。所以，中苏关系紧张后，昭乌达盟也被称作边疆地区，反修前哨。我军在西拉木伦河以南设置了第二道防线，经常有国防施工和部队驻扎，军事活动相当频繁。因此，这一带也敌情频发，敌特嚣张，尤其是每逢重要情况发生，西拉木伦河两岸就遥相呼应地升起信号弹。后经我军侦察，这些信号弹都是敌特事先埋置在牛粪或者沙土里的遥控信号弹，一直未能抓获真正的苏联特工。
有一天，我一个人携带一支折叠枪托的“波波沙”冲锋枪赶着毛驴车（当地称为驴吉普）到50里地开外的公社武装部参加了半天会议，因为会后与朋友聚会喝酒，从公社动身往回返的时候已经是晚间8点钟了。当我赶着“驴吉普”往回赶的路上，酒精的麻痹功能显效，我抱着冲锋枪躺在车上居然睡着了。一觉醒来，我发现不仅老马识途，毛驴也识途，只不过是这头驴拉着我走向了靠近西拉木伦河这边比较绕远的沙丘路。
我一看就傻眼了。因为我知道，这一段的路程大都是戈壁滩一样的地貌。戈壁，蒙古语的原意是指“土地干燥和沙砾的沙漠”，这里到处是沙丘和被风吹成各种形状的土坎、土包，还有被沙丘掩埋的房屋和稀少的树木，在惨淡、冷峻的月光下看去，这里凄凉、阴森、恐怖，就像是世界的末日。如果遭遇狼群，或者敌特，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我赶紧检查一遍冲锋枪，枪里还有整整一梭子30发子弹。为了节省弹药，我把冲锋枪快慢机调整到单发档位，然后就开始睁大眼睛，警惕观察四周，耳朵也在辨别远处传来细微的声音。
就这样，我一个人赶着驴吉普，警惕万分地端着冲锋枪走了好长时间。正当我想点支烟放松一下的时候，突然“噗——噗——”在距离我右前方大约200米处的沙丘上向天空升起两颗红色的信号弹。当即，我就紧张地从车上跳下来，子弹上膛，卧倒在一个土坎后面。为了防止敌特从其他方向袭击我，我立即向四周观察，然后就向升起信号弹的方向望去。在朦朦胧胧的月光下，我依稀发现一个黑影在缓缓地移动。“好家伙，这回真正的苏修特务让我给遇上了。”我不由得一阵兴奋，不由分说，立马就瞄准那个时隐时现的黑影，“叭——叭——叭——”连发3抢。恍惚之间，我看到那个黑影走了没有几步就趴下了。
我情急之下判断，这个“苏修特务”被我打伤了。为了防止他垂死挣扎向我射击，我就端着枪，猫着腰，左拐右拐地用之字形路线向黑影冲过去。当我冲到这个黑影的跟前儿一看，天呐，这哪是什么苏修特务啊，原来是一只牧民散放的小牛犊。在这头小牛犊的坎下，还有卧在地上的几头大牛。我回过身来，认真查看一下这个小牛犊，发现它的左后腿被子弹擦伤出血了，但伤口不深，没有大碍。于是，我就把自己的衬衣扯开，给这个小牛犊的伤口包扎好，然后我就悻悻地打道回府了。哈，下图就是我（左一）在插队期间参加军训的情景。
返城40多年来，我还时不时地惦记着那头被我打伤的小牛犊，那份愧疚一直挥之不去......
新兵连的时候，有一次下了一整天的雨，刚吃晚饭回来，班长就说一天没搞体能了，于是就行在排房里练习跑步踏步。我就随口说了一句:“班长，刚吃饱就跑步容易得胃病，严重的还会导致阑尾炎”。
班长慢慢扭头看我，然后下口令:“立定，向左转，俯卧撑准备”
“嚯”
那天的俯卧撑，做了两个小时，直到我上铺的江西老表撑不住了，直接爬下，顺便把下巴磕破了???
后来送老表去卫生队的时候，连长知道了这事，没安慰，还骂到:“什么玩意儿，做了俯卧撑都能磕到下巴！”
从那以后，江西老表的下巴就多了个伤疤，每次我看见了都忍不住笑，哈???
江西老表，如果你看到这条回答一定要点赞哦???，不然你的下巴就白磕了???
退伍十年，好怀念新兵连的战友，你们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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